精神分析]海伦妮 多伊奇Deutsch小传

发布日期:2022-05-13 00:1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海伦妮·罗森巴赫·多伊奇(Helene Rosenbach Deutsch,1884-1982)是美籍波兰裔的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和教育家、女性精神分析的先驱者、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之一。她对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是首次系统论述女性一生的心理发展,提出完整的女性心理发展理论。她积极参与精神分析的组织和训练,创办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,并担任维也纳培训研究所的主任。此外,她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也作出重要贡献,如提出“治疗联盟”的治疗技术并强调控制分析等。多伊奇一生著述颇丰,是弗洛伊德最多产的学生之一,其著作主要包括《论女性性功能的心理学》、《神经症的精神分析》、《女性心理学》和《神经症和性格类型》等。她的整个一生可概括为:出生并成长于波兰,求学于维也纳和柏林,工作于美国波士顿。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精神分析及其教育事业,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

  多伊奇于1884年10月9日出生于波兰东南部的普热梅希尔镇。父母对她的出生怀着殷切的期望,他们希望她是一个男孩,因为她的哥哥整日无所事事、一事无成,无法成为父亲的继承人。然而,父亲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女孩而讨厌她,反而非常喜欢她,可能是因为她生有一双非常漂亮的眼睛。父亲威廉·罗森巴赫是一位著名的律师和国际法学者,深受父亲的影响,多伊奇在童年就开始热爱文学,并对政治和社会问题产生兴趣。母亲雷吉娜是一位狂妄自大、专横残暴的女人,她不喜欢多伊奇,甚至觉得这个女儿永远无法弥补其唯一儿子的不足。多伊奇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,姐姐马尔维娜和吉泽拉分别比她大11岁和7岁,哥哥埃米尔也比她大10 岁。马尔维娜对多伊奇非常好,甚至更像是一位母亲,而埃米尔却给她的童年生活带来诸多痛苦,甚至在她刚学会走路时对她。

  多伊奇的童年充斥着一系列的矛盾情感。在与父亲的关系中,一方面,父亲给了她很多关爱,并期望她作为自己的接班人,她因此积极地认同并依恋父亲,甚至陷于“家庭罗曼史”的幻想之中;另一方面,父亲十分软弱,在家中属于“妻管严”,对母亲言听计从而显得缺少男性气质,这又让她感到失望,以至于后来将认同对象转移到另一个人物(利伯曼)身上。在与母亲的关系中,一方面母亲专横冷漠,严格控制多伊奇的各种活动,这令她十分厌恶并拒绝认同母亲,她甚至觉得自己和父亲都是母亲的牺牲者;另一方面,尽管多伊奇认同父亲,但她仍然希望能够获得母爱。如在生病或受伤时,她希望母亲能够照顾自己。在与姐姐的关系中,一方面,姐姐马尔维娜充当了母亲的角色,她更像一位“好”母亲,多伊奇在她身上获得了积极的母性意象,并以之为榜样来建构自我;另一方面,马尔维娜也必须听从母亲的安排,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钟爱的犹太籍律师。在多伊奇看来,姐姐的婚姻是母亲一手造成的辛酸悲剧,同时让她觉得失去了母爱。

  14岁那年,多伊奇完成了当时社会为女孩规定的初中教育。在这之后,母亲希望她和自己一样过着闲散的生活,并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生子。然而,多伊奇的倔强性格促使她断然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。她开始自己喜爱的写作工作,并为《普热梅希尔之声》杂志写作。她的第一篇文章就受到充分认可,这次肯定使她戴上“天赋异禀”的帽子,随后便担任了周刊的专栏作家。这一事件奠定了多伊奇追求自由的坚固基础。多伊奇对知识十分渴望,但当时的高中不招收女生,因此,她私下里准备大学入学考试。然而,父母极力反对她的继续教育,她在无奈之下选择离家出走,并且威胁父母支持她获得大学入学资格,否则就不回家。这一任性之举赢得了父母的勉强同意和微弱的经济支持。

  多伊奇在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影响下,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。尽管她对当时波兰的政治状况失望至极,但这并没有减弱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激情。自学期间,她认识了一位知名的社会主义领袖利伯曼,他年长多伊奇16岁且已婚。他们不久就发生性关系,对多伊奇来说,这段关系是其在与母亲的对抗中获胜的标志,同时也代表着她与父亲的早期关系的再现。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,即她不能同利伯曼结婚,就如同不能与父亲结婚一样。这段隐秘的关系长达10年之久,直到1910年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之后才结束。

  1907年2月,多伊奇顺利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。一直以来,她都以父亲为榜样,并想效仿父亲学习法律,但当时的法律院校不招收女生。同年,她在情人利伯曼的陪同下一起去了维也纳,并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。在凯绥·珂勒惠支的影响下,她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儿科医生,但很快便改变了这一初衷,而决定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。第一年的大学生活充满贫困,甚至是饥饿,直到第一次考试获得优秀的成绩才使她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。

  1910年暑假,多伊奇与利伯曼一道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,这次旅行是多伊奇青年时期的一个转折点,原本一次愉悦的旅行却以情感的重新定位而告终。会议期间,多伊奇受到女性改革家的影响,希望像她们一样成为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,但这一志向与她对利伯曼的爱相冲突;更为重要的是,她已经26岁并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,而利伯曼却因责任而无法离开家庭。因此,多伊奇毅然决然地结束了这段被她视为是一种“纯粹的俄狄浦斯情结”的关系。然而,爱得越深,伤害越重。为了度过这段情感痛苦的时期,她决定前往慕尼黑,拜师埃米尔·克雷佩林,学习精神病学。世事变化无常,她在慕尼黑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费利克斯·多伊奇,并于1912年即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与之喜结连理、修成正果。四年之后,她生下他们的唯一儿子马丁。

  1912年,多伊奇从医学院毕业,她随后从事了半年的儿科工作,然后便进入维也纳医学院的瓦格纳-尧雷格诊所,接受了长达7年的神经学与精神病学训练。她在诊所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,并成为第一位从该诊所获得一个非官方无报酬的助理职位的女性,主要负责管理女性精神病患者。多伊奇很早就对心理学感兴趣,并于1911年春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,其题目是《情绪在由联想唤起的回忆中的作用》,这是她转向精神分析的前兆。1916年,当她在慕尼黑跟随克雷佩林学习时,她接触到弗洛伊德和《梦的解析》,这开启了她人生的“新时代”。

  1918年,多伊奇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分析。弗洛伊德对她的分析更加偏向于说教的性质,重点放在俄狄浦斯情结和女性的阉割情结上。一年之后,弗洛伊德结束了对多伊奇的分析,他认为多伊奇不是神经症患者,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。在接受分析期间,多伊奇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第二位女性成员(第一位是胡格·赫尔穆特),并且开始转接由弗洛伊德介绍给她的第一个分析个案。弗洛伊德十分信任多伊奇的工作,他们常在分析过程中或分析之后讨论病人的问题。1923年,多伊奇前往柏林学习,在弗洛伊德的推荐下接受卡尔·亚伯拉罕的分析,并与同时接受亚伯拉罕分析的克莱因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。

  出于对当时时局以及对儿子安全和教育的考虑,多伊奇决定离开维也纳前往美国。早在1930年5月,她第一次作为国际精神卫生大会的客座教授来到过美国,时隔5年,多伊奇举家迁往波士顿并定居于此。她的工作并非是之前工作的简单延续,而是将精神分析应用到一个新的世界。她在美国的主要工作是精神分析的教学,并试图建立一个类似维也纳的培训机构。此外,她还任职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精神病诊所。多伊奇在波士顿的工作是积极且富有成效的,对美国精神分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,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1962年,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授予她梅宁格奖以表彰其划时代的贡献。

  晚年的多伊奇生活在一个被称为“芭芭雅嘎”的废旧农场里。她在农场里对牲畜进行观察,进行了许多关于动物的研究,并将自己与动物的行为加以类比,这一举动是一种对自己母性的探索。此外,出于对文学和神话的兴趣,多伊奇还游访了意大利、西班牙和希腊等欧洲国家。1964年,丈夫费利克斯去世,这一创伤事件使她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青少年问题,关注群体形成。1982年3月29日,作为一位广受尊重的精神分析师,多伊奇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离开人世,离开了她所热爱并奉献一生的精神分析事业,享年97岁。